习近平的150岁长寿梦，让我们明白了什么？

Reproduce Cycle

Nov 17, 2025

练得身形似鹤形，不怕宫女勒脖颈。

一、长寿的执念

北京时间2025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首都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

大会正式召开前夕，应邀参会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一道从端门前往天安门城楼。

途中，习近平与普京谈论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话题，两人的对话透过以嗓音洪亮著称的译员程一堃进行，被央视提供海外媒体的公共转播信号录下。

可聼辨的段落中，习近平（透过译员以俄文）说：“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如今人们说，70岁还只是个孩子”。

随后，普京（透过译员以中文）说：“生物技术持续在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则回应说：“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而后录音渐渐转淡。

时年72岁的普京、习近平均属长期执政领袖。普京已在俄罗斯掌权逾三十年；习近平则被视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具权力的领导人。

对政治家来说，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事物。而对老年独裁政治家来说，延寿执政无疑是一种拉康意义上的症候（Sinthome）。

中国历朝历代众多最高统治者之中，不乏耽于寻仙问道以求长生的例子。但是，人们应当注意到，习近平与普京的执念，与他们的那些先辈颇为不同。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我的观点，以下将按时间顺序，列出一部分中国历史上痴迷于长生的帝王：

秦朝 (公元前221年 - 公元前207年)

秦始皇 (嬴政)，49岁
作为中国首位统一天下的皇帝，秦始皇对长生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为了求得不死之药，他多次巡游，并在泰山、琅琊等地刻石记功，希望与神仙沟通。他派遣方士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东渡，寻找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近期考古研究甚至表明，秦始皇寻仙的足迹可能远至青藏高原。此外，他还招募了卢生等大批方士在宫中炼制丹药，希望通过神秘主义的方式延续生命。

汉朝 (公元前202年 - 公元220年)

汉武帝 (刘彻)，69岁
汉武帝是一位对长生不死极为执着的帝王。在其五十多年统治的后期，他尤其宠信方士，如李少君、栾大等人。汉武帝不仅亲自祭祀灶君、学习炼制丹砂的技术，还大兴土木，建造神殿，希望能迎到神仙。虽屡次被方士所骗、甚至因此诛杀了一些方士，但其寻求仙药的热情直至晚年才有所悔改。

晋朝 (266年 - 420年)

晋哀帝 (司马丕)，23—24岁
这位年轻的皇帝“雅好黄老”，对道家的长生之术极为着迷。他热衷于服食方士炼制的丹药，并为此“断榖”（不食五谷）。然而，这些丹药含有剧毒，最终导致他年仅24岁就中毒身亡，成为因追求长生而早逝的典型例子。

南北朝 (420年 - 589年)

北魏道武帝 (拓跋珪)，38岁
作为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在晚年也转向寻求丹药以求长生。他长期服用当时士人中流行的“寒食散”（又称五石散）。这种丹药毒性猛烈，导致他后期精神失常，喜怒无常，最终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

唐朝 (618年 - 907年)

唐代是帝王服食丹药风气最盛的朝代之一，多位皇帝因此丧命。这与唐朝皇室推崇道教、将老子李聃奉为始祖有很大关系。

唐太宗 (李世民)，51岁
尽管唐太宗早年对秦皇汉武求仙之事嗤之以鼻，但在晚年，尤其是在经历太子谋反等一系列打击和健康状况恶化后，他也开始寄希望于丹药。他曾命人从中天竺（古印度）请来方士那迩娑婆寐为他炼制“延年之药”，但服用后病情反而加重，最终暴毙。
唐高宗 (李治)，55岁
唐高宗也曾服食丹药，并对方士表现出兴趣，但因大臣的劝谏而未深度沉迷。
武则天 (武曌)，81岁
武则天晚年曾服用道士胡慧超炼制的丹药。
唐玄宗 (李隆基)，76岁
唐玄宗本不信鬼神之说，晚年崇信方士张果、渐好神仙，并尊奉道教、企慕长生不老。即使在安史之乱后退位为太上皇，他依然对炼丹之事念念不忘。
唐宪宗 (李纯)，41岁
作为一位力图中兴的皇帝，唐宪宗在四十岁后亦开始遍寻长生不老之方。他因长期服用丹药而中毒，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最终疑被宦官杀害。丹药中毒被认为是其健康崩溃并引发宫廷政变的诱因之一。
唐穆宗 (李恒)，28岁
唐穆宗即位后，虽惩处了为宪宗炼丹的方士，自己后来也重蹈覆辙，因服食丹药中毒，年仅28岁便去世。
唐武宗 (李炎)，31岁
唐武宗极度推崇道教，在位期间大举灭佛的同时，也对方士赵归真等人炼制的丹药深信不疑。长期服食丹药导致他脾气乖张，最终中毒身亡，年仅30余岁。
唐宣宗 (李忱)，49岁
宣宗在位初期颇有作为，被称为“小太宗”，并曾严惩毒害武宗的道士。然而，他晚年也未能免俗，开始服用“长年药”，最终因丹药中毒，背上生疮而死。

明朝 (1368年 - 1644年)

明世宗 (嘉靖皇帝朱厚熜)，59岁
嘉靖皇帝是明代最痴迷于炼丹的君主。他在位四十余年，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专心在宫中修道、炼制丹药。他笃信道教，宠信方士，耗费巨资炼丹。为了炼制所谓的“红铅”丹药，他甚至残害宫女，最终引发了“壬寅宫变”。长期服用含有重金属的丹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清朝 (1644年 - 1912年)

清世宗 (雍正皇帝胤禛)，56岁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热衷于炼丹并可能因此丧命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但私下里对道家的丹药产生了浓厚兴趣。史料记载，他从雍正四年（1726年）起就开始服用名为“既济丹”的丹药，并赐予宠臣。雍正八年后，他更是在圆明园公开设炉炼丹。他的突然暴毙，官方史书记载不详，但诸多线索指向他因长期服用含有铅、汞等有毒矿物质的丹药而中毒身亡。

可见，古代皇帝追寻长生之术，由于服的是成分驳杂的丹药，在现代医学看来，对健康主要是一种负面影响。

略作计算可以得知，以上这些示例人物的平均寿命约为50.5岁。如果排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长寿的皇帝武则天，剩余反面教材的平均寿命约为48.15岁。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显然算不上长寿。

不过，我们看问题应当做到全面。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反面教材的平均寿命，整个皇帝行列的情形又如何呢？

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并受到广泛承认的王朝，有皇帝共计约495人。历代皇帝中，由于早殇、累于政事或沉溺淫乐，短寿者很多。

我写脚本简单统计了一下，此处附上结果，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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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在位x年及以上皇帝平均寿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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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国皇帝寿命列表

1. 统计标准: 在位时间为0年及以上的皇帝（本条为参考项）

——有效样本总数: 292 位（实际有约495人，wiki上的数据不很全面，但仍有参考价值）

——平均寿命: 40.90 岁（更全面数据下的皇帝平均寿命约为39.20岁）

2. 统计标准: 在位时间为1年及以上的皇帝

——有效样本总数: 277 位

——平均寿命: 41.95 岁

3. 统计标准: 在位时间为3年及以上的皇帝

——有效样本总数: 227 位

——平均寿命: 44.66 岁

4. 统计标准: 在位时间为5年及以上的皇帝

——有效样本总数: 193 位

——平均寿命: 46.16 岁

5. 统计标准: 在位时间为10年及以上的皇帝

——有效样本总数: 145 位

——平均寿命: 47.50 岁

6. 统计标准: 在位时间为15年及以上的皇帝

——有效样本总数: 103 位

——平均寿命: 49.6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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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2 > 48.15 > 47.50；145/495≈29.29%

这就是说，之前提到的那些反面教材们，一方面，他们的平均寿命在整个皇帝行列中能够排进前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他们的平均寿命与在位时间10—15年的皇帝基本相当。

我认为，这一事实，至少揭示了以下三点：

其一，在古代医疗条件总体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即便醉心长生、常服丹药会对皇帝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只要方士的水平不是太差、炼出来的丹毒性没有太强，这其实顶多算是一种休闲爱好。

毕竟，炼丹玄修也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的。相较于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等过度享乐，亦或者殚精竭虑、宵衣旰食等过度劳累，——相对来说，把时间花在炼丹玄修等事情上，对君主们的健康，损害有可能更轻些。例如，疑似曾与爱泼斯坦有深入往来的特朗普总统，大概率不会比习近平主席更长寿。

其二，追求长生，需要君主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

如前文所言，对老年独裁政治家来说，延寿执政是一种拉康意义上的症候。在上面列举的那些反面教材中，有不少皇帝都是执政较长时间以后，自身已拥有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对权力已经比较依赖，同时忧虑于身体的日渐衰弱，这才开始追求长生之术。

关键就在于“忧虑”。追求长生的念头，并不总是产生于生理意义上的年迈之时，而是产生于个人权威正处鼎盛之时。

其三，习近平、普京等人追求长生的方式，与他们的这些前辈具有某些根本不同。

虽然这些统治者渴望延寿长生的念头有赖于类似的心理结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现代医学、以及各国面向领导人的专门医疗保障系统，的的确确已经让统治者们具有了长寿的基本条件。

例如，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严密的医疗保障，邓小平（享耆寿92岁）与江泽民（享耆寿96岁）皆以长寿见证此一体制优势。当然也有例外，如李克强仅得年68岁。

外界有传言称李克强是被谋害致死，但目前尚没有过硬证据。而且，即便如此，68岁，亦是古代绝大多数皇帝们不敢奢求的高寿。

那么，问题就来了：

古今追求延寿长生的不同方式，仅仅是迷信与科学的区别吗？更“科学”地追求延寿，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科学延寿

2024年5月8日，中国湖南省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在住宿楼坠亡。

事发后，警方初步认定排除他杀。

由于时值湘雅二医院医生刘翔峰被调查，有人怀疑罗帅宇系“畏罪自杀”，但家属始终认为另有隐情。

家属的质疑源自事后从罗帅宇电脑中恢复的材料。据春城晚报报道，罗帅宇的父亲罗甫祥说，电脑遗物所涉内容涉及湘雅二医院的内幕，还有一些疑似举报刘翔峰及其他医务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材料。家人由此怀疑罗帅宇坠亡或许与他参与举报有关。

材料中有多笔转账记录。家属提供的罗帅宇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从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湘雅二医院通过支付“劳务报酬”的形式，向其发放了40多万元。金额最多的一次是2023年8月转入的36600元，最少的一次是2023年2月转入的8426元。

但是，家属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什么波澜，官方调查组亦迟迟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结果。

一年后，2025年6月初，罗帅宇坠亡案在简中互联网意外爆火，对罗帅宇家属的声援、以及对案件黑幕的猜测，一时间如涛涛江水，声势浩大、向中共滚滚扑来。

眼见舆情不断发酵，官方的动作立即快了起来。

2025年6月13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中南大学、长沙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罗某宇坠楼事件”的情况通报》，认定罗帅宇系自杀并排除刑事案件，其家属对此并无异议。

此外，调查组称，“转账记录”为罗帅宇所在科室违规向研究生个人账户发放效绩、随后并转再转至职工账户。调查组称，网传5月7日罗某宇向两名同事发短信叮嘱“如果我明天没上班，就把电脑里的文件交给纪委”，为不实信息。

2025年6月14日，罗帅宇父亲在微博发文，质疑联合调查组通告，称“自己调查自己完全不具有可信度”、“人道主义慰问金”被隐瞒、质疑“器官捐献”和“录音”证据等。此外，罗父借助AI工具认为跳楼自杀者头部不会反弹。

当日，对罗帅宇亲属的声援、以及对中国医疗系统内器官买卖问题的关切，不光没有因官方通告有所遏减，反而进一步激化。

然而，就在随后的16—17日，风向霎时逆转，宛若80周年纪念大会上听令转体的人民解放军一般整齐划一。

由于罗帅宇的父母家境并不富裕，他们每日会在抖音直播带货、售卖如蜂蜜等产品，以充家用。于是，“罗帅宇父母炒作儿子自杀身亡、直播带货吃人血馒头”这一观点，登上了各大平台。

与此同时，有关器官买卖的讨论与批判受到悄然压制。在刻意的推流之下，人们被强迫着相信几日前官方通报的意见：罗帅宇父母提交的录音转换文字材料存在多处错误，湘雅二医院有关研究、手术均合法合规，不存在器官移植黑产的情况。

在墙内，此事就此尘埃落定。罗帅宇父亲后来还有一些发言，但已不再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

我当然无法从事实层面就罗帅宇坠亡案展开比较深入的剖析。有关本案的诸多细节，直到如今依然扑朔迷离。官方通告，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罗帅宇父亲最初的质疑：“自己调查自己完全不具有可信度”。

但是，问题在于，即便如部分网民所说，“罗帅宇仅仅是一名实习医生。哪怕真有器官买卖黑产，也轮不到他参与，轮不到他进去分一杯羹。”——即便如此，难道“中国器官买卖黑产”这个问题，就可以被直接忽视了吗？

很不幸，不到4个月的时间，习近平与普京被意外转播的一席谈话，已经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而就在罗帅宇坠亡案风向反转的6月17日，YouTube知名博主“曹操说”发布了一条视频，题为《中国“器官移植”真相》，利用公开信息，比较深入客观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限于篇幅，以下仅列出部分公开事实，读者可以通过上面曹操说的视频及文末参考文献做进一步阅读调研：

2005年7月，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罪犯。发言引起了轰动。

法新社、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报导了薄熙来、谷开来涉及贩卖器官尸体。据传，中共中央对此早有掌握，因此2012年2月王立军事发后，迅速查封了辽宁省大连市有关人体标本厂。

2014年12月3日，原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黄洁夫在“2014年中国OPO联盟研讨会”上透露，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死刑罪犯器官的使用，器官移植一律使用公民捐献器官。这是中国首次宣布停用死刑罪犯器官。

2015年3月，中国大陆知名外科医生、“SARS吹哨者”蒋彦永向香港媒体有线新闻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内幕“冰山一角”，称（解放军总后勤部掌控）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军总医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身中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同年3月15日，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向媒体公开指出，“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中央）政法委书记……那死囚器官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很清晰了吗？”他还称，是在上一届胡锦涛、温家宝及这届的习近平、李克强两届领导人的支持下，作出取消死囚器官移植的决定。

尽管按照黄洁夫的描述，2015年1月1日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一事似乎是中共高层拨乱反正的斗争结果，但外界谈及该话题时常常提及一组重要数据：

截至2004年，中国器官移植已高达13000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在2023年12月公布的信息显示，2022年中国完成的器官移植手术超过2万例。部分独立研究则估计，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可能达6—10万例。
2010年代初，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约0.6/100万人，为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陈忠华表示，2003年到2009年8月，中国内地仅仅有130名公民死后成功捐献器官。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上披露的数据称，2010年到2013年这三年内，公民死后捐献器官的数量仅为1448例。
2009年8月，《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中国将近65%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罪犯。黄洁夫等于2011年投稿、2012年发表文章《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其中称，中国大约有65%的器官来自死者，这其中超九成来自死刑罪犯。

基于这几条数据，专业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2014年7月刊登论文《发生在中国的死刑犯器官摘取》，提出三大质疑，包括：

（1）死刑犯的器官捐献数量减少，其它器官来源为何？
（2）中国军方医院是否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
（3）病人未抵达中国前，中国医院何以承诺可提前数周安排移植手术？

可以说，这三个问题，在2015年名义上停用死刑犯器官之时，几乎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宣布停用死刑犯器官以后的几年里，中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显著减少。

即便我们对这些“陈年往事”既往不咎，用时间换空间，情况有任何好转吗？

为此，我们不妨假设：从2015年至今，这十余年里，中国公民身后器官捐献率翻了十倍。

即便如此假设，每年从捐献途径能够获取的供体规模也不过一万四千余人。

虽然这些人可能每人提供多个器官，但器官移植手术需要配型、还对移植过程具有十分严苛的时间要求，仅靠这些人，恐怕依然难以完全覆盖连官方公布的2万余例移植手术，更遑论外界所估计的6—10万例规模。

而且，这还是假设捐献率已翻了十倍的情况。真实捐献率为何呢？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在2025年7月2日的一则报道中表示：

2025年6月30日，我国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突破6万例！
超过18万人重获新生。
2010年我国启动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当年全国实现捐献仅34例，百万人口捐献率0.03。器官严重短缺，超过30万器官衰竭终末期患者苦苦等待。
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2018年年捐献量6302例，居世界第二。
2024年《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施行。我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升至4.78。
2025年累计捐献突破6万例，超过18万人重获新生，全国志愿登记人数超过712万。

从这则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

首先，18万/6万=3，也就是每名器官捐献人员可以支持大约3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

其次，2024年，中国器官捐献人员约7000人，乘3，也就是约21000例器官移植手术。

不知道读者是否感到了些许不对劲？

按官方口径统计出来，2022年中国年器官移植手术约2万余例，于是当年的器官捐献率就恰好是每百万人口4.78、约7000人，刚刚好覆盖了官方的手术规模。

而按照常识，器官移植手术，怎么想也不该是成功率极高的手术。

上文提到的那则报道显示，每人至少支持3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若是假设每例手术的平均成功率为80%，那么每人就需要提供平均3.75个器官。

在器官捐献率本身并不很高的情况下，2022年捐献了器官的这7000余人，究竟凭什么能够平均每人自愿提供如此规模的器官呢？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有关数据的真实性。

2019年11月，专业医学期刊《BMC Medical Ethics》刊登论文《对官方逝者器官捐赠数据的分析令人怀疑中国器官转运改革的可靠性》，基于上述思路、以及一些更加严谨的分析过程，提出：COTRS上公布的2010至2018年间器官捐赠资料的统计结果是人造的、基于数学公式，其增长趋势并非来自志愿捐献活动的结果或是对实际资料的细微处理，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统计结果的分析也能得出伪造的嫌疑。

以上这些，还只是普通的器官移植。

习近平与普京所讨论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些有关的公开信息：

普京特别重视生物技术的发展，并将延长预期寿命列为俄罗斯卫生部的首要目标。他于2024年下令设立“新健康保存技术”研究中心，专注于抗衰老、细胞老化、神经技术及长寿研究。

普京的长期盟友米哈伊尔·科瓦尔丘克主持多个获得数百万美元资助的研究机构，探索包括器官打印在内的新兴技术；而普京的女儿、内分泌学家玛丽亚·沃龙佐娃则参与国家基因项目，获得大量政府经费支持。

与普京相比，习近平在公开场合较少强调生物技术，但他曾指出，希望老年人“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另外，前文曾有提及，中国共产党早就设立有中央保健委员会，确保党和国家领导人享有严密医疗保障。

201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曾在微信推广名为“981首长健康工程”的计划，声称中共领导人的延寿目标高达150岁。广告发布后引起网民热议，最终当局以“不当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为由将其撤下。

由此可见，习近平、普京等人的期望，是通过器官移植等现代生物医学手段，延长寿命。——这是属于现代独裁者的长寿梦。

延寿，显然要比仅仅更换病患衰竭器官更加困难。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学延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们可以掌握的证据的支撑下、以及中国古代帝王诸多事迹的例证下，它基本意味着：背靠顶尖政治权力的支持，开展与延寿相关的课题研究。

换言之，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大量尖端人才、大量用于临床实验的高精尖仪器、以及海量的研究样本，——海量人体器官。

另外，虽然这类研究的服务对象看似仅仅是少数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人的亲属们将来有权享受相关服务吗？

如果考虑到这种潜在的商业化需要，仅靠少数团队进行秘密研究就一定是不充分的。假设某支负责团队需要大量获取某类临床数据、且这个需求在将来一段时间的研究中不可或缺，领导又不允许他们有任何迟滞，会发生什么呢？

不难想象，他们可能会借着政权的支持，向某些下属机构布置一系列手术任务、或者说指标。

而这些下属机构面临这些死命令，就不得不制造器官移植需求——通过忽悠患者——，并通过某些见不得光的渠道直接获取器官、进行手术。

这还只是我随口举出的例子。它当然是虚构的，但受到了一些真实案例的启发。例如，与罗帅宇坠亡案大致发生于同一时段的刘翔峰案。

官方调查显示：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刘翔峰存在严重过度医疗等问题。刘翔峰在患者没有肠梗阻时故意将正常肠道切除；其还经常向妇产科等其他科室借用血液抹在身上，欺骗家属说患者大出血，需额外购买止血药；有患者称自己体内并未发现癌细胞，但刘翔峰却直接切除其胰腺和脾。

过度医疗，或许只是为了给医疗系统内部的一个小集团牟利。之前所谈的器官移植手术供体来源问题，也显然与规模庞大的经济利益有关。但请不要忘了，上面的虚构案例，谈的可不只是经济利益，更是源自权力最高层的腐败背书。幕后真实情况又将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因此，“科学延寿”一词，乍一看，很容易因“科学”二字而给人以某种中立、理性乃至真善美的温暖意向。但实际上，由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常常立足于权力的需要，从历史经验上说，它从来都是冰冷、血腥、疯狂的。

三、接班人

讨论伦理问题，很容易遇到一个困难：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伦理学、道德哲学，致力于研究行为的对错分野。最普遍行为准则的确立是争议广泛、且极不稳定的，例如个人权利问题、政府职能问题、战争问题等。而比较容易得出确切结论的地方——通常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议题——，由于某种不兼容性，难以让这种结论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

本文第二部分对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等等问题的讨论，显然并不属于前者。它属于那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功利主义道德观，这套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仔细批判过的思想，哪怕在如今自称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依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在伦理学中，它催生了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

基于功利主义，我们不难叙述器官问题的“微不足道”：

按照已有的数据，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有2万余例。即便按照民间研究估计，至多也只有10万例。

我们假设，的确存在一套器官移植黑产，涉及医院、党、政府、警察、军队、法院、检察院，乃至涉及整个公共机关与诸多私人公司，能够比较高效地随时按需摘取、运输死刑犯、良心犯、乃至被关押异见者的器官，使得每名供体可以支持2场移植手术。

那么，往多了算，整个中国，每年也不过消耗5万名死刑犯、良心犯、异见者。

相对来说，2023年，中国仅自杀身亡的人数就达到26万人。

由于我没有查到这个数据的确切来源，所以我又查了查往年的一些数据。其中，2021年的数据较为可靠：

据《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年，中国城市/农村居民自杀率（每十万人）分别为：4.31（总），7.09（总）
2021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4.126亿人。
2021年末，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64.7%，乡村人口占 35.3%

可以算出，当年的城市、农村居民自杀总数分别约为39,391.33982、35,354.12902，合计约74,745。

7万4千余人。

在最严重、最恶意的估计下，器官移植与领导人延寿计划，一个涉嫌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直接背书的问题，每年产生的人口消耗，仍然不及最保守、最乐观的估计下，由居民自发造成的自杀规模。

而且，考虑到前者所消耗的一般是死刑犯、良心犯、异见者，对于中共来说，有关产业甚至可以说是利大于弊的。——领袖、领导人们有了延寿的盼头，下面的庞大利益集团有了盆满钵满的赚头，对异见者的肉身消灭，则是政权稳定的源头。

套用P社玩家们的一句话：

我们称之为“高效”。

所以说，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议题。

我们不应当因此感到心灰意冷。恰恰相反，这不过表明：仅仅批判医疗系统、仅仅批判腐败问题，纵然尖锐，依然是不充分的。

正如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所写：

正是通过这两个特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形势观念，得以建立：在一种隐喻性浓缩的情形中，日常意识终于明白，不解决全部问题，就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就是说，不解决那个体现了社会整体之矛盾特征的根本问题，就无法解决任何具体问题。
It is upon the unity of these two features that the Marxist notion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s founded: a situation of metaphorical condensation in which it finally becomes clear to the every-day consciousness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solve any particular question without solving them all – that is, without solving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which embodies the antagonistic character of the social totality.

这就是说，上述的器官移植与领导人延寿问题、自杀问题等，作为一个个具体问题，只是社会的一个个症状（symptom）。而这些症状背后，存在着一个体现了社会整体之矛盾特征的根本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任何解决具体问题的呼吁，都将立即发现自己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不兼容。——就是说，它将发现，自身处于某种孤立无援的理想主义点位：

症状是治疗的切入点。因此，我们不妨再问一句：习近平、普京等人追求长寿，除了贪恋权力、贪生怕死，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习近平等人，总归是这个时代最顶尖的政治家。

在每个时代，民间对当代顶尖政治家的日常讨论，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神化，要么是丑化。这两者背后，则总是能够发现过分的情绪投射。这是于分析无益的。

事实上，只要是政治家，他的行动就总是要遵循某些特定的规律。例如，即便行事跳脱如特朗普，他于今年再度挑起的关税战，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政府的债务压力。

所以，分析领导人延寿计划，我们必须跳出那些略显片面、太富激愤的角度，追问：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只要是稍微具备一些近现代政治常识的读者，不难回想起威权政体及极权政体的一个通病：接班人问题。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诸多重要理论家的相关分析。

韦伯的理论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基石。在他未完成的遗著《经济与社会》中，他提出了三种统治类型（Types of Legitimate Domination）理论：

传统型统治 (Traditional Authority)：权力基于传统和习俗，如君主制。接班人问题通过世袭等既定规则解决，相对稳定。
法理型统治 (Rational-Legal Authority)：权力基于法律和成文规则，如现代民主国家。接班人通过选举等程序化方式产生，具有高度可预测性。
卡理斯玛型统治 (Charismatic Authority)：权力完全基于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神圣性和英雄气概。这是威权/极权国家（尤其是在第一代领导人时期）常见的权力来源。
- 核心问题：韦伯指出，卡理斯玛型统治面临着最严峻的接班人危机，即“卡理斯玛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当魅力领袖去世或失势后，他那属乎个人的权力光环无法直接转移。政权必须将这种属人的权力转化为制度化的权力（传统型或法理型），否则就会崩溃。例如，通过指定家族成员继承（走向传统型，如朝鲜金氏家族），或通过建立一个组织/政党来延续其思想和权力（走向法理型，如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尝试）。这个转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内部斗争。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没有专门讨论接班人问题，但她的理论揭示了极权领袖的不可替代性：

核心观点：极权主义领袖是运动的化身和意识形态的唯一解释者。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权力直接来自他对运动和秘密警察的绝对控制。因此，领袖的死亡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接班人斗争不仅仅是权力斗争，更是对领袖“正确路线”的解释权之争，通常极其残酷和血腥。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之间的殊死搏斗就是典型例证。

胡安·林茨是区分“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区分对接班人问题的分析至关重要。

核心观点：与极权主义试图控制社会一切方面不同，威权主义允许有限的社会和经济多元化。这导致它们的接班人问题模式也有不同。威权政权的接班过程可能涉及统治联盟内部不同集团（如军方、商界、技术官僚）的协商和讨价还价。虽然也不透明，但其基础比极权国家中纯粹的个人权力斗争要宽泛一些。

芭芭拉·格迪斯是对威权政体进行分类研究的领军人物。她将威权政体分为三类，并通过接班人问题分析了它们各自的脆弱性：

核心观点：
- 个人化独裁 (Personalist Dictatorship)：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制度虚弱。这是最不稳定的政体类型，接班人危机最为致命。因为整个体系都围绕独裁者建立，他一旦离开，权力网络很容易崩溃，常导致政变或国家垮台。（例如：许多非洲和中东的强人政权）。
- 军事独裁 (Military Dictatorship)：权力由军官集团（Junta）掌握。接班人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因为军方内部有等级和程序，可以通过内部协商替换领导人，政权本身可以延续。（例如：历史上的拉美军政府）。
- 一党制国家 (Single-Party Regime)：权力由一个政党垄断。这是最稳定、最持久的威权政体。因为党内建立了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精英选拔和权力交接机制，如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接班人可以在党内逐步培养和考察，使得权力过渡更加平稳、可预测。（例如：苏联后斯大林时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越南）。

米兰·斯沃利克在他的著作《威权政治》（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中，运用博弈论，分析了独裁者的权力困境：

核心观点：独裁者面临两大问题：如何控制民众（控制的问题），以及如何与支持自己的统治精英分享权力（权力分享的问题）。接班人问题是“权力分享问题”最尖锐的体现。独裁者既需要亲信来帮助他统治，又时刻提防这些亲信篡权。因此，独裁者往往倾向于清洗有潜在威胁的副手，导致没有明确的接班人。当他突然死亡时，精英内部的权力分享协议就会破裂，从而引发激烈的内部冲突。

以上5位理论家的观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威权政体接班人问题的基本理论图景。我们只需将其应用到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中即可。

乍看起来，中国共产党似乎是芭芭拉·格迪斯笔下的“一党制国家”的完美典范，甚至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它不仅在一代魅力领袖毛泽东逝世后幸存下来，没有陷入类似斯大林死后那种血腥的权力斗争，还建立起了一套看似行之有效的权力交接机制。

经历了毛泽东逝世后颇为动荡的权力交接，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深刻认识到“卡理斯玛常规化”的紧迫性。

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行集体领导，并以“隔代指定”这种不成文的方式，提前安排好两代领导核心。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这套机制在形式上平稳运行了二十余年。它似乎成功地将中共从一个依赖个人魅力的革命党，转型为了一个具备某种“法理型”特征的、制度化的执政党。在这个体系下，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其他派系元老和政治局常委的制衡。接班人问题，似乎一度得到了解决。

然而，这套体系的根基是脆弱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之间的默契，一旦内外环境发生变化，这种默契随时可能被撕毁。

习近平，正是这一默契的终结者。

自十八大上台以来，通过十余年的反腐运动，习近平客观上不断清洗了党内潜在的政治对手，打破了原有的派系平衡。通过设立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他将权力高度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随着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正式摧毁了邓小平时代建立的制度遗产，个人权威达到顶峰。

至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格迪斯的分类光谱上，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漂移：它正在从一个相对稳定的“一党制国家”，快速滑向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个人化独裁”。

在这种体制中，制度被虚化，整个政治机器的运行都维系于领袖个人的意志、健康和生命。

正如米兰·斯沃利克所分析的，当独裁者倾向于清洗所有潜在威胁时，一个明确的、有能力的接班人就无法出现。因为任何展现出接班人潜力的人物，都会被视为对其权力的直接挑战。

2025年10月17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三天，中国国防部公布了九名上将的处理决定。这九名上将同时被官宣开除党籍军籍，震动各界。

此事无疑彰显了习近平如今在中共党内绝对的独裁地位。

当然，该事件还反映了其它一些关键信息，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回答那个关键问题了：习近平追求长寿，除了个人欲望，还有什么其它原因？

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当一个政权的稳定与延续，从依赖一套（哪怕是脆弱的）制度，转变为完全依赖一个人的存在时，这个人的自然寿命，就成了这个政权最根本的制约。

延长这个人的寿命，不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或医学问题，它直接等同于延长政权的稳定期，推迟那个几乎必然会到来的、血雨腥风的接班危机。

换言之，对习近平而言，150岁长寿梦，是他亲手制造的“接班人困境”的一种非制度的、生物学的“解决方案”。——而且，由于中共高层鼠辈横行、无人胆敢公然挑战习近平的个人权威，这一方案，恐怕已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共识。

这无疑是一场豪赌：既然无法在制度上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那就索性取消交接。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将领袖的生命延长，从而将接班人魔咒尽可能地推迟。

古代帝王炼丹求仙，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权力的贪恋；而现代独裁者的“科学延寿”，在此之外，更添了一重冷酷的政治理性——它是避免整个权力体系因自己离去而瞬间崩塌的唯一手段。

当一个拥有14亿人口、200万常备军、手握核武器的帝国的命运，开始与一位七旬老人的心跳、血压、细胞活性相绑定时，我们就很难再将之视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议题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有关注意力焦点的潜在悖论。

当九名中共军方上将一齐落马时，民间不少人都在作出政变的猜想。尽管三天后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迅速排除了这一可能，不难意识到，不少人其实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到了高层的政局变动之中。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在少数领导人身上。

可是，高层的目光投向了哪里呢？

当然，作为政治家，他们必然也会互相警惕。关键在于，他们是同属一个统治集团的成员。而统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广大人民身上，聚焦在政权安全上。

四、社会运动

“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

2025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江油市发生未成年人欺凌案，三名女中学生威胁、辱骂并殴打一名女中学生，相关视频在网络流传后，旋即引发公愤。

警方于8月4日发布通报后，受害者父母前往江油市人民政府，向一名手持扬声器的官员下跪磕头，请求做主，当时亦有民众围观。期间，受害者的母亲悲痛欲绝，最终昏倒，但官员没有安抚她，反倒不断要求围观者离开，引发民众不满。

当天中午，江油市政府举行公开对话，有数百人聚集在市政府的会议厅内，向官员抗议。

同日午后，上千人聚集在江油市各大主要路口及市政府周边抗议，要求严惩施暴者。

不久，多批特警抵达现场，并封锁市政府前方道路，随后开始逮捕示威者。有示威者被装进运送牲畜的卡车带走，但现场仍有部分民众继续示威至深夜。

示威者对着警方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高喊“还孩子真相”、“严惩凶手”、“依法办案”、“未成年不是打人的挡箭牌”、“团结一致”、“还我民主”、“为人民服务”等口号。

同日下午6时许，澎湃新闻报导称，网上出现相关视频，显示有人在街上被警察带离，并配文“校园欺凌者父母被抓”。绵阳市公安局回应称，该消息不属实，被带走的是“现场阻塞交通，不听民警劝阻”的人。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报导批评警方“任意执法”，提到有一名正在送餐的外卖员经过示威现场，便被十余名警察拉下车殴打，当外卖员试图向警察说明身份时，有警察回应称：“我管你这么多。”此番殴打致使外卖员的手臂与颈部受伤。

当晚11时半左右，警方突然开始暴力清场，并使用辣椒水、催泪弹、警棍、电击棒等武器强行驱散示威者，双方爆发武力冲突，有民众向警察扔杂物反击。还有示威者被警察拖走、殴打或制伏。警民冲突持续到了8月5日凌晨3时左右。

8月5日白天，警察仍在江油街头抓人，共同社亦拍摄到江油警察拦查路人的照片。多个媒体指出，当天上午的江油仍有大批警察巡逻，且有民众目击多辆警车前往江油增援。

根据网民上传的视频，早在8月5日凌晨，江油街头便出现军用信号干扰车，此举被认为是政府试图封锁通讯、阻止信息外传的表现。

在示威平息后，BBC曾致电当地公安局，被告知“限制外国媒体提问”；接受BBC采访的多名目击者也不愿透露姓名，因为警方要求当地居民不要谈论此事。江油市政府附近商店的一名女店员则对《卫报》表示，她无法谈论该事，因为“警察已经给了我们口头警告”。

8月5日，“江油”话题曾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的第二名；但在当天上午7时许，该话题于10分钟内迅速跌出热搜榜。

在中国大陆，关于这次抗议活动的报导很少，社交媒体上的相关示威视频陆续被删除，许多官媒文章的评论区也被关闭。

中国当局的审查亦延伸至国产生成式AI，DeepSeek、文心一言、智谱AI、Kimi等多个AI聊天软件均未输出江油示威的相关信息。

面对审查，有中国网民开始使用“酱油”等代称讨论该事件。部分中国网民通过私聊传播抗议视频，但他们的账号很快被列为控管对象。

新华社等多个官媒于8月7日直播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开幕式期间，有大量网民以留言和弹幕表达不满，官媒随后禁止评论甚至中断直播。

事发当下的热映电影《南京照相馆》讲述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平民通过照片胶卷冒险揭露日军暴行的故事，部分网民于是将事件代称为“江油照相馆”，借此讽刺中国政府暴力执法、封锁消息的行径。

江油事件可以展开的角度很多，我们这里从维稳问题切入。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并不彻底的意识形态转向与政治经济体制调整，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逐渐难以从理论层面通过自圆其说的教育进行维护。1989年，官倒、腐败等导火索所引发的六四事件让当局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保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北京开始采取重点关注“群体事件”的策略。这是中共维稳系统的起源。

此后，维稳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党政干部政绩的重要考察指标，其指导原则为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

21世纪前20年，由于中国受冷战以后全球化浪潮益处很大、进入经济发展高速期，虽然也有08危机等重大事件的影响，总体上处于一个历史机遇期。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共开始筹备建设防火长城（GFW），以便中共更好进行意识形态管制。到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时，有关基础设施已基本健全。

因此，2000年到2020年，中共维稳的客观需要总体上是逐渐走低的。

这一事实，可以从如下wiki页面中窥得一二：

尽管维基百科的信息可能有缺漏，我们从数据中看个趋势，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虽然胡温时期、也就是2002—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是在走高，有不少都只是经济方面的抗议，例如什邡事件、一系列反对PX项目游行、一系列小规模工人罢工，等等。甚至有一些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例如一系列反日示威活动、2010年钓鱼岛问题相关示威活动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中国社会就歌舞升平、天天向上了。维稳的客观压力走低，只是意味着：

其一，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好地掩盖了社会的种种矛盾。

其二，中共的意识形态管控，逐步地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三，中共的言论审查与秘密警察，愈发地肆无忌惮、不留底线。

第二、第三点表明，在这个历史机遇期里，随着维稳压力的减小，中共恰恰没有降低维稳系统的建设投入，反倒是变本加厉。

何以如此呢？

如果把维稳不只看作一种政策、而是看作一场由中共所领导的战争、或者备战，这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中共高层尽管在国家治理上早已把马克思、毛泽东等人当成了历史包袱，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他们或多或少也能意识到，经济迟早会走入又一个下行周期。

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那时，维稳系统就该以最大功率发光发热了。

江油事件，从规模上讲，只算与往年历次维稳任务烈度相当、甚至略有不及。而中共的维稳建设，显然是在往内战的程度做准备。

最关键的证据是，2010年，中国的维稳支出（公共安全支出）金额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越同年的国防费用、5,340亿元人民币。2020年，中国的维稳经费达2100亿美元，高出同年军费7%。

另外，从中共最高领导人在最近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窥见高层思想上对维稳相关工作的日渐重视。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2002）、十七（2007）、十八（2012）、十九（2017）、二十（202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安全”一词的词频分别为：14、6、31、55、91次；“国家安全”：3、0、4、18、29；“稳定”：21、9、17、17、20；“社会稳定”：5、1、1、2、4；“和谐”：6、18、29、13、5；“社会和谐”：0、9、7、2、0；“和谐社会”：0、4、4、0、0；“和谐稳定”：1、0、4、2、0。

随着2019年末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爆发，中共的维稳机器首次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自己的向下管控能力。——这就是“清零政策”与“疫区封锁措施”。

不同于一般的紧急戒严状态与大规模镇压，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最初具有较高病死率与较强传染性、加上中共媒体的大力内宣，在2020—2021年间，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与严格封控基本是受到民间广泛支持的。

然而，由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倒退至计划经济性质，属于维稳系统的各类人员几乎短暂地享受到了特供体制优待。这助长了有关受益人员延续宏观防控措施的期望、以及政策落实上的一刀切倾向，推动了诸多次生灾害的衍生、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于是，民意逐步转向。

2022年11月24日19时49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发生火灾，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一些民众认为，2019冠状病毒病封控措施阻碍了救援，居民无法逃生。

此火灾在中国大陆引发争议，成为白纸运动的导火索，最终推动官方在12月7日发布新十条、终结了清零政策。

很难断定后疫情时代中国维稳系统的管控能力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由于三年疫情期间维稳机器的高效率运转，解放军、武警、民兵等武装力量，以及诸多党政机关，都在某种意义上经受了比较广泛的实战检验，有关系统本身肯定更加熟练于执行维稳任务了。

然而，疫情防控后期的诸多乱象，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共二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管控成果。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提问，开始从思想上寻找其它可能性。

这可以从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网络自由度报告》中窥得一二。从2011年到2025年，中国的年度评分依次为：

17，15，14，13，12（2015），
12，13，12，10，10（2020），
10，10，9，9，9（2025）
注：百分制，0（最不自由）—100（最自由）

可以看到，疫情结束以后的2023年，中国的网络自由度年度评分实现了两位数到一位数的历史跨越。这两年，墙内言论审查升温的体感十分明显，平常上网大家应该也都能感受到。

此外，疫情所引发的冠状病毒衰退，被广泛视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中国不再处于前述的历史机遇期，于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被掩盖的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这进一步增大了中共的维稳压力。

诸多因素叠加之下，目前的状况是：尽管政府方面的维稳能力有所强化，社会的不稳定性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的内部问题正随着总体的经济下行愈发显著。

也就是说，哪怕医疗团队取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级别的突破，真的帮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实现了150岁长寿梦，他们也只不过解决了自身的寿命问题。

前文讲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延寿执政。

这种社会状况、这种内部矛盾，他们真的能够在延年益寿以后干到寿终正寝吗？

亦或者说，人民能够允许吗？

所以，我认为，领导人们做着尚且虚无缥缈的150岁长寿梦，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我们的目光不应当跟着被带偏。器官买卖？可以关注、可以忧虑。但在记者们拥有调查、披露有关实情而不受迫害的个人权利以前，面对所有的类似问题，我们没有一个能够稳定获取可靠证据的制度环境，因而也难以作出真正有力的批判。

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放在更为激进的议题上。

于是紧接着需要问：对于上述倡议，领导们有反制的手段与计划吗？

五、三重危机

“现在我们谈论它，但并不真的相信这场战争会发生；一旦它爆发（果真如此的话），我预测我们会简单地习惯它。” ——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什么左翼也需要查理·柯克这样的人物》
“Now we talk about it without really believing this war can happen; once it explodes (if it will), I predict we will simply get used to it.” — Slavoj Žižek, WHY THE LEFT ALSO NEEDS FIGURES LIKE CHARLIE KIRK

2021年12月1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参加台湾智库组织国策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做了《新时代的日台关系》主题演讲。

安倍晋三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大陆军费在过去的30年间增长42倍，已经比日本高出4倍，而且未来仍将增加。在谈及台湾问题时，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る），称中国大陆若武装入侵台湾，将对日本本土构成严重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有事”一词在汉语与日语中含义有所不同，汉语中泛指发生某项事件、意外或是产生某种问题，日语中则指发生战争、天灾等重大灾难或严重事件。

此话当日即引起中国外交部严正抗议。不过，由于当时安倍晋三已经下台，加之正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忙于执行清零政策，此事并未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讨论。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Takaichi Sanae）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若“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根据现行制度，届时可动员自卫队。

8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X发文称：“那种肮脏的头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9日，薛剑又发帖警告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这句话，是日本部分愚蠢政客要选择的死亡之路。”

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提问称：“日方领导人有关言论到底想向‘台独’势力发出何种信号？是否企图挑战中方核心利益、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究竟想把中日关系引向何方？”林剑还表示高市发表的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并表示“中方对此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同日，高市在日本国会回应大串博志质询时表示，不打算收回相关发言，唯一需要检讨的是，应更明确说明日本针对“台湾有事”所拟定的对应措施，是基于特定的假想情境。

14日，中国外交部就高市早苗相关发言发通知呼吁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日本”。

由于高市早苗是2025年10月21日刚刚就任的日本首相，她对安倍晋三的这一援引被中国视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此事很快登上简体中文互联网各大主流社交媒体头条，引起广泛关注。

明面上，简中互联网上的主流观点相对统一：力挺高市早苗，鼓励中国在日本刺激下迅速抉择、及早开战，并期待着对台战争能够一并打下日本。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同时也意味着广泛的流量操控，我认为，这种观点在总体上的确可以反映国内民意。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台湾问题就是其关键民族主义论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赖，统一台湾——也就是取缔一国两制、将台湾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版图——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最终标识。

因此，台湾问题成为十余年来中共对内进行民族主义宣传的基本切入点，持续助长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华民国现任总统赖清德曾多次赴日本交流。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时任副总统的赖清德担任总统蔡英文吊唁特使于7月11日下午抵达东京，为中华民国与日本断交后赴日的现任最高层级政府官员。

除了政治活动上的亲日，为了实现独立，台湾在意识形态上也曾以某些十分可笑的方式同中国大陆相切割。例如，2025年3月24日，台湾行政院官网的国情介绍栏目进行了表述调整，将“以汉人为最大族群，占总人口96.4%”改为“2.6%为原住民族群，另外来人口占1.2%，其余人口占96.2%”。

对于日本问题，中国著名左翼人士阳和平（Fred Engst）曾指出，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需要日本充当其帝国主义霸权的亚洲基地，选择赦免了一大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导致数十年来日本政坛未能走出军国主义泥沼，贻害无穷。

2021年安倍晋三首次提出“有事论”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观察员梁永春曾分析认为，安倍晋三的言论反映出他根深蒂固的右翼价值观，将会对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是二战的甲级战犯，在家族因素深度影响下，安倍晋三的历史观、价值观均带有日本军国主义色彩。安倍晋三演讲中表现出的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和对台湾的觊觎，都是其真实想法，他在任时不便直说而已。

另外，据《日本时报》报道，高市早苗是一位具有“坚定保守派政治声誉”的政治家，并且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密盟友；高市因其政治立场而有“日本铁娘子”、“女版安倍晋三”的称号。

安倍晋三当初首次提出“有事论”时，特别谈及了日美同盟。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

2025年10月1日，由于第119届美国国会未能通过当天开始实施的2026财年拨款法案，美国联邦政府于东部时间凌晨12时01分开始停摆。此次停摆的起因是两党在联邦支出水平、撤销对外援助和医疗保险补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停摆于同年11月12日结束。

此次政府停摆是美国历史上第十一次导致政府服务缩减的政府停摆，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内的第三次政府停摆，亦为自2018年12月—2019年1月政府停摆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停摆。11月同期举行的美国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取得大胜，结果被认为与政府关门有关。

期间，2025年10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釜山举行会晤，讨论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关税问题。

会后，中国商务部公布了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的结果：美国下调10%的芬太尼关税，继续暂停24%的对等关税，这让美国对中国的总关税下调至47%；中国暂停稀土出口管制，并调整针对美方关税的反制措施。该结果标志着中美关系逐步走向缓和。

2025年11月12日，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再次公布2万页的爱泼斯坦文件、图像和电子邮件，两党委员公布的大量文件均提及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此前已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爱泼斯坦丑闻再度成为关注焦点，甚至开始被一些人视为21世纪水门事件。

诸多因素叠加之下，可以说，特朗普目前正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考虑到特朗普同属极右翼政治家，外界普遍认为，他对台湾问题乃至日本问题态度暧昧。

2019年6月26日，尚处第一次总统任期的特朗普曾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对《美日安保条约》使美国需要单方面防卫日本感到不满，称“当有事发生时，美国一定要保卫日本，但相反如果美国遇袭，日本人却可安坐家中开着他们的索尼电视机，隔岸观火”。虽然特朗普在之后表示“完全没有考虑废除美日安保条约的想法”，这段发言依然让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如坐针毡。

2024年7月16日，特朗普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的采访时称，台湾应向美国支付防务费用。在9月30日接受采访时，他要求台湾将自身的国防预算提升至占GDP的10%。当被问及“如果解放军攻击台湾，总统是否会下令美军支援”时，特朗普最初没有回应。之后他否认会出兵援助台湾，表示如果中国进入台湾，他将对中国征收150%—200%的额外关税。

此外，正如第四部分所述，受三年疫情及冠状病毒衰退影响，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可能性正逐渐增加。当此之时，整个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压力阀。

换言之，中共客观上的确需要一场战争，以疏导人民的不满。

中国历朝历代发动战争都讲究出师有名。不幸的是，假若中共真的要对台对日开战，由于以上背景，在中国国内，这场战争将大概率受到各种立场人士的支持。除了部分比较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人们的关注焦点将主要是胜算。

这是中共的幸运，也是中共的不幸。

因为，正是在政权本身迫切需要一场战争之际、正是在舆论与国际形势具有以上所述诸多优势之际，习近平却恰恰处于无将可用的窘境。

由此可以看出高市早苗的精明之处。她就是吃准了习近平目前没法开战，这才敢于如此不留余地地重申“有事论”。

要害就是前文提过的一件事：10月17日，中国国防部发布通告，《何卫东、苗华等9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陆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原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原政委秦树桐、海军原政委袁华智、火箭军原司令员王厚斌、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春宁9人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这9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相关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党中央决定给予9人开除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9名上将落马，甚至涉及一名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林彪913事件以来中共军方的最大地震。

2025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彦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表示：中共目前有35名上将，其中32名为现役上将、另3名为中将代理上将职务。自2024年12月迄今，共16名上将、逾半数未在公开场合出现，研判中共军方遭大规模调查清洗。

假设其余几位疑似遭受调查的人员成功过关，此番中共军方也损失了25.71%、高达四分之一的上将。

关键在于，这种清洗不仅是清洗了几个腐败将领，更是在摧毁军官团体内部的信任网络和专业精神。当任何一个指挥官都可能因为团团伙伙、政治腐败、乃至战时的功高震主而被清洗时，军队就会陷入一种常态化瘫痪，军官们会以政治安全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战斗力。这会让习近平的战争机器从内部生锈。

比如，据YouTube博主“中日政经评论”所言，在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被盖棺定论以后，中共军方高层，目前就普遍忙于政治过关，力图撇清各自与何卫东、苗华团伙的关系。

10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称，“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等9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损害部队政治生态，严重冲击全军官兵团结奋进的政治思想基础，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

情况很明朗：习近平乾纲独断却无识人之明，以致正值用人之际却不得不开展清洗，而且大概率将来还要继续这么清洗下去。

中共军方是这么个状况，习近平就是真想打，他又该怎么打？

正所谓：“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舆论条件与社会状况都在催促着习近平开战，可他却因自己一手提拔的军队干部难堪大用而陷于窘境。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众将再度失望，甚至日本、台湾方面可能得寸进尺。若是迟迟不能做好布置、以致错失转移矛盾的时机，习近平或将遭到汹涌民意的反噬。

到了那时，恐怕150岁的长寿梦，真的就仅仅是黄粱一梦了。

综上所述，如今的中共，面临着三重危机：接班人问题、社会问题、战争问题。

这三者互相交织、互为表里，可以说凶险非常。习近平要是能平稳渡过，也算是他的本事。

六、守成之主

接班人问题，其实就是独裁问题。即便他活不到150岁，90岁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这就是大概18年的时间。我们假设习近平90岁驾崩，问题就变成了：18年的时间，习近平能否再度实现终身执政？

换言之，虽然接班人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裁者死后的混乱权力斗争，这种可预期的混乱尚属杞人忧天。当下，习近平的主线任务，是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寿终正寝。

于是不难理解，社会问题与战争问题，无非是这种已然言明的独裁问题的延伸，也就是执政问题。更具体地说，它们是政经改革与矛盾转移问题。

习近平是否敢于进行分配改革？如果敢，怎么改？如果不敢，社会矛盾无法舒缓，就必然需要通过战争等手段向外转移。何时进行矛盾转移？如何确保矛盾成功转移？换言之，什么时候打？用什么方式打？

虽然对独裁问题的回答主要体现于对社会问题、战争问题的回答，“独裁”二字已然揭示了，对后两者的回答总是基于一个前提：在习近平任上作答。

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并置意味着，只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习近平这个舵手理解这套解决方案，并下定决心推进之。

集权体制无非如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明与昏。

因此，对当今中国前途命运的判断，取决于对一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习近平的评价问题。

我认为，较为公允的评价或许是，习近平是一位守成之主。

这意味着，他的历史定位，既不是开创盛世的明君，也不是导致王朝崩溃的昏君。他的执政表现，呈现出一种平庸的特质。他上台以来的一切施政核心，主要围绕着一个目标展开，那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他个人的绝对领导地位。

首先是经济领域。这里，需要厘清一个前提，即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其根源是复杂且多维度的。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习近平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个关键的宏观背景是，冠状病毒衰退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其深度与广度堪比大萧条。此前，中国经济随世界大势一路高歌猛进；此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也各自陷入了高通胀、增长停滞的困境，并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右转和社会撕裂。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困境具有世界性的共时特征。

中共的治理模式当然为系统性的贪腐和资源错配留下了巨大空间，这些痼疾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但它们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充当着放大器和加速器的角色，是经济困境的关键触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

理解了这一全球背景，审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其守成的特质就更加清晰。

在名义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习近平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最近的一次大概是10月23日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一度让外界猜测他是否会效仿毛泽东时代，推动一场激进的财富再分配改革。

然而，实践表明，这一口号的政治宣示意义远大于实际的政策冲击力。当针对平台经济、教培行业等领域的强力监管措施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名展开后，确实在短期内展现了重塑市场秩序的决心。可是，这些运动式的监管迅速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导致万亿市值的蒸发和广泛的投资者恐慌，并对就业市场造成了沉重打击。

面对经济失速的巨大压力，相关论调很快便有所缓和，官方开始频繁发声安抚民营企业和外资，强调“两个毫不动摇”。

这一轮操作的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其政策的边界：维护党的绝对控制权是首要目标，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此。一旦经济层面的整顿威胁到社会稳定这一更根本的统治基础，政策就会立刻回摆。

再以深陷泥潭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最初出台“三条红线”等政策，其初衷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典型的防御性、守成性举措，旨在为已经过度膨胀的泡沫缓慢放气。

然而，政策的刚性与市场的脆弱性相互作用，直接引爆了恒大等头部房企的债务危机，并迅速蔓延至整个行业，进而冲击到与之深度捆绑的地方政府财政。

面对这场足以动摇国本的危机，北京方面的应对措施显得异常谨慎与迟缓。他们采取的手段多是零敲碎打的“保交楼”指令、定向的金融支持以及各地零星放松限购政策，始终没有推出能够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的大规模救市计划。

究其原因，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彻底改革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或者建立完善的房产税制度，都将触及支撑政权稳定的核心利益集团的蛋糕。这种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魄力和承担巨大风险的决心。

习近平的选择是稳定，是“拖”，是避免做出任何可能引发不可预测后果的颠覆性决策，即便这种稳定是以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将风险延后为代价。他的所有经济操作，都服务于一个核心逻辑：在不触动根本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修补和加固现行体制，确保党的江山稳固。

他的政治改革，同样体现了这种守成的思路。观察其十余年的执政轨迹，不难发现，其改革的本质是集权。对此，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中的两条路径颇有启发意义。这就是秦国商鞅变法与韩国申不害变法。

秦国商鞅变法，其核心在立“法”。商鞅推动建立了一套客观、清晰、且理论上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的制度，从耕战体系到郡县制度，其力量源于制度本身的动员能力。这种制度化的变革，能够从根本上重塑国家与社会，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其效力超越了君主个人的生命与能力。

韩国申不害变法，则侧重于用“术”。申不害强调君主运用权谋、策略与精密的官僚管理技巧来驾驭臣下，巩固个人权威。申不害的“术”，能让君主牢牢控制庞大的官僚机器，确保权力运作如臂使指。但这种治理方式完全依赖于君主个人的精明和精力，它无法为国家提供长远的制度保障，一旦君主更替或能力不济，整个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

习近平的治理方式，无疑更接近于申不害的“术治”。

他通过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清洗了党内军内异己力量，打破了过去数十年形成的派系平衡。这场运动的客观效果，是确保了各级官员对其个人的绝对忠诚，在官场内部建立起一种噤若寒蝉的政治氛围。

他通过设立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例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将外交、经济、国安等关键领域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自己手中，实质上绕开了既有的诸多官僚程序，将国务院这样的正式政府机构降格为执行机构。他反复强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要求全党“看齐核心”，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全党的行动准则。这些手段都是典型的“术”，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强君主个人的绝对权威，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人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种做法，相较于商鞅式的制度变革，对统治者个人而言无疑是更安全的。它避免了因触动统治集团根本利益而引发的剧烈反弹。商鞅变法之时，为了确立新法的权威，曾在秦国太子触犯法律后惩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子虔之后再度犯法，遂被处以劓（yì）刑。等到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当年被羞辱的太子继位，公子虔立刻进谗言，最终导致商鞅落得车裂的下场，甚至全族被灭。这便是前车之鉴。

习近平选择“术治”，还体现在他的人事任用逻辑，这或许是他守成之主特征最深刻、也最具讽刺性的注脚。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术治”的内在矛盾如何反噬了统治者自己。

一个君主的人事布局，是他真实意图的显现。在习近平的用人哲学中，能力、经验、政绩固然重要，但它们都必须服从于一个最高、也是唯一的标准，那就是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换言之，绝对可信。

然而现实是，即便是那些经过他亲自挑选、因“绝对忠诚”而被火速提拔的亲信，最终也接二连三地因腐败和不忠的罪名倒台。如前文所述，这意味着：习近平乾纲独断，却缺乏识人之明。

2025年10月那场震动全军的清洗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同时被开除党籍军籍，其中何卫东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名副其实的军队核心领导人。

这件事的重点在于，这批人几乎全都是习近平在十八大后，清洗了徐才厚、郭伯雄等前朝军中大佬的势力后，一手提拔起来的“自己人”，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关键棋子。习近平将他们安置在军委、各大战区、关键军种的最高位置上，无疑是寄予了厚望，认为他们是可靠的，是能贯彻自己意志的。

然而，官方通报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指控他们“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无异于公开承认，习近平对这批将领长达十年的政治考察，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这场清洗暴露出的问题，远超“腐败”的范畴。它直接指向了最高领导人判断力的根本缺陷。他以为自己选拔的是忠臣，结果却是一批“两面人”；他试图构建一个绝对可靠的指挥体系，结果却在内部滋生了新的“团团伙伙”。

这使得他的权力巩固陷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为了确保安全，他必须清洗旧人；为了填补空缺，他必须提拔新人；由于无法准确判断新人的真实品性，这些新人中又会滋生出新的威胁，从而引发下一轮清洗。

这种循环并不仅限于军队。此前，由他亲自提拔、被外界视为心腹的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神秘失踪和最终免职，早已预示了这一模式。这些人都是在极短时间内超越资历常规，被火箭式提拔到国家关键部门的负责人岗位。

他们的迅速崛起，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用人唯亲、唯忠的明证。他们同样迅速的陨落，则让这种用人逻辑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当忠诚的唯一标准是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感受时，失宠是难以预测的。而对于最高领导人而言，当他发现自己一次次看错人，他的猜忌心和不安全感只会愈发强烈，从而更加依赖清洗这一权力工具。

这个恶性循环，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

在军队，当将领们看到连军委副主席级别的亲信都能一夜倾覆，他们首先考虑的就会是自身的政治安全，而非备战打仗。在政府系统，高级官员的频繁更迭将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大打折扣。

整个官僚体系都笼罩在一种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官员们将普遍采取消极怠工的躺平策略以规避风险。因为在一个人事动荡的环境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等待核心的明确指令，然后机械地执行。

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后，特朗普曾透露部分会谈细节，此处或可充当例证：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算得上是我朋友，他是个强硬的人，也非常聪明。”
他接着说：“当时习近平坐在对面，左右各坐了大概6个人，每个人都坐得笔直，我对其中一个人寒暄了一下，但对方完全没反应，我问‘你不能理我一下吗？’，但对方依旧没反应，原来是习近平不准他回话。我当时就开玩笑，‘我也希望我的内阁也能有这样的纪律……’，我从来没看过有人坐得那么挺直，我也从来没看过有人能对某人这么害怕。”
特朗普继续说道：“另外一个职位看起来相当于副总统的官员，我问他‘你到底会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也一样完全不动声色，我心里纳闷‘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习近平见状就说‘所有问题都由我来回答’。”
特朗普笑问在场来宾，“你们为什么都做不到这样呢？JD（美副总统万斯）从来就不会这样，他还常常插嘴。我也想让JD安静个几天好不好？当然，我还是会长期留你在身边，但要是能有几天这样安静听话也不错嘛！感觉会很爽！好啦，谢谢大家，之后再聊。”

这么一位守成之主，面对的却是他亲自指认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前途，将在何方？

七、何去何从？

“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B站Up主“麻薯波比呀”

将习近平评价为一位“守成之主”，意在更精确地捕捉其全部执政行为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如前文所述，他的治理逻辑是申不害式的“术”，致力于运用一切权谋手段来巩固和维系君主个人绝对权威。这一路径选择，决定了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三重危机——接班人问题、社会问题、战争问题——不仅无法被有效解决，反而会相互纠缠、彼此强化，最终形成一个死结。

“守成”，是一种防御性姿态。其最高目标是确保“江山永固”，即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绝对稳定。在习近平的语境下，这进一步窄化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他个人的核心地位。

因此，接班人问题，这个关乎其个人政治生命终结的最高风险，便自然而然地凌驾于一切其他议题之上，成为他审视和处理所有内外事务的根本标尺。任何政策、任何改革、任何行动，无论其在经济或社会层面多么合理、多么迫切，都必须首先通过一个严苛的政治审查：它是否会削弱我的绝对控制权？

这种“一根筋”思维，必然导致治国理政上的“两头堵”困局。

一方面，它系统性地阻碍了任何能够真正化解社会危机与战争危机的结构性方案；另一方面，这些危机因得不到有效解决而持续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全感，迫使他进一步收紧权力、强化“术治”，从而更深地陷入独裁的逻辑，令接班人问题变得愈发无解。

让我们首先审视，接班人问题（独裁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瘫痪了中共对社会问题与战争问题的处理能力。

对于内部的社会经济危机，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地方政府的债务悬崖，还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青年失业率，其解决方案在学理上不是不存在。但是，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求进行深刻的利益调整和权力下放。

例如，要有效缓和社会矛盾，就需要建立一套覆盖全民的、非歧视性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将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从逐利的商品逻辑中解放出来。

然而，一个制度化的福利体系，会将民众对政权的依赖从领袖个人转向制度本身，这会削弱领袖作为“恩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建立一套透明、公正的财富再分配机制，这将极大限制最高权力随心所欲调动资源、将其用于政治寻租或形象工程的能力。

更进一步，若要从根本上扭转劳动者在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就必须恢复宪法赋予的罢工自由，允许工人组建独立于官方控制的工会。

然而，对于一个将一切社会自组织视为潜在威胁的政权而言，独立的工人组织无异于心腹大患。它意味着一个有能力动员、谈判、并进行集体抗争的权力中心的出现，这是对党垄断一切社会动员能力的直接挑战，是“术治”绝对无法容忍的。

最后，若要释放社会活力、激发思想创新以应对复杂的内外挑战，就必须推倒禁锢思想的防火长城（倒墙），保障言论与出版自由。

但这等同于要求统治者放弃其最重要的统治支柱，——对信息和叙事的绝对垄断。一旦失去了定义“真理”、压制异议、塑造统一思想的能力，领袖的个人权威与政权的合法性都将暴露在民众的公开审视与批判之下，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

因此，所有这些能够触及问题根源的变革——无论是福利制度、工人自组织，还是思想自由化——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分享和权力制衡。它们要求将权力从君主个人手中，部分地归还给制度、归还给社会。这与“术治”的集权逻辑根本对立。

于是，我们看到，所有应对措施都只能停留在表层：用运动式的监管敲打资本，却不敢触碰分配结构；用行政命令“保交楼”，却不敢建立长效的财政制度；用“暖心话”安抚民营企业，却不敢给予真正的法治保障。

这便是第一重“堵”：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挑战了独裁的根基而被系统性地否决。

再看外部的战争问题。如前所述，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客观上为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压力创造了强大的动机。然而，“术治”的内在矛盾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尤其是与美日同盟潜在的武装冲突，要求军队拥有高度的专业化、灵活性和临场决断权。这意味着最高统帅必须充分信任并授权给前线指挥官。

但这恰恰是个人独裁者最无法做到的事情。

对于一个视绝对忠诚高于一切的君主而言，一个战功赫赫、手握重兵的将军，从来不是国家的功臣，而是潜在的篡位者。“功高震主”的幽灵，始终盘旋在独裁者的心头。

这种深刻的不信任感，导致军队建设陷入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一方面，它在装备和规模上被要求为一场大战做准备；另一方面，它在组织和人事上，却被塑造成一个以政治保卫为首要任务的内卫部队。

军官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研究如何打赢战争，而是如何在一次次的政治审查和忠诚考验中幸存下来。指挥系统因频繁的清洗而陷入崩溃，军官们不敢做任何可能引来猜忌的创新或决断。

这就造成了第二重“堵”：政权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续命，但最高领导人因其统治方式的内在缺陷，又亲手瘫痪了赢得这场胜利所必需的战争机器。

他渴望战争带来的政治红利，却又恐惧战争失控带来的政治风险。于是，对外政策只能在战狼式的口头强硬与实际行动上的谨慎退缩之间摇摆。

至此，图景已经清晰：接班人问题，作为独裁体制的“原罪”，扭曲了所有政策的运行轨迹。它让国内改革寸步难行，让对外战略进退失据。

改变，会在何时到来呢？

冠状病毒衰退之后，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彻底崩盘。关键原因在于，一个足以容纳海量资本的叙事奇迹般地出现了，这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AI）。

从科技巨头到初创公司，从华尔街到各国政府，几乎所有人都将赌注押在了AI之上，认为它将开启一场堪比工业革命的生产力飞跃。这股狂热的投资浪潮，暂时掩盖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弊病，为世界续上了一口气。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场AI盛宴，可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泡沫。

当前有一种普遍的辩护观点认为，AI不是泡沫，因为它已经带来了切实的生产力提升，尤其是在软件开发等领域，而且并未像预言中那样引发大规模失业。

这种观点混淆了现象与本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革命中，总是存在一个固有的结构性断裂。

任何革命性技术的建设，都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与“应用普及与回报阶段”。

我们当前正处于前者。巨量的资本被投入到构建AI能力的基础设施之中：采购天量的GPU、建设超级数据中心、拉动能源和高端制造业。

在这个阶段，经济的繁荣是自我论证的，投资本身创造了需求。对AI未来的预期，驱动了对GPU的投资；这巨大的投资订单，又创造了相关公司的天价营收和股价；这天价的股价，又反过来证实了AI前景的光明，从而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新一轮的建设。

然而，AI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有限的物理过程。当市场饱和、物理极限或边际效益递减的临界点到来时，大规模的建设必然会放缓。

一旦建设的资本支出放缓，此前拉动整个经济的巨大需求——即数万亿的建设订单——便会骤然退潮。此时，经济的驱动力必须从“投资建设”转向“应用回报”。

即便AI的应用前景无限，其增长也必然是一个相对缓慢、渐进的有机过程。一个新生的应用生态，其产生的经济价值，在体量上绝对无法立即填补因建设停止而蒸发的巨大投资真空。

19世纪，欧美铁路建设所引起的长期萧条是最好的历史参照。

铁路，无疑是那个时代极具革命性的技术，但铁路建设本身却引发了周期性的惨烈经济崩溃。1873年的大恐慌，其起因正是铁路建设的过度投资和突然放缓，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瞬间崩盘。当年的危机，不是对“火车头”这项技术的否定，而是“铺设铁轨”这一经济活动必然放缓背后的结构性后果。

所以，这个阶段转向，是危机的策源地。

当全球唯一的增长故事讲到结尾、而新的篇章又青黄不接时，一场深刻的全球性经济下行就在所难免。对于早已债台高筑、结构性问题缠身的全球经济体而言，这场冲击的烈度将是空前的。

这场全球性的经济风暴，将是中国当前困局的催化剂。它将把所有内部问题——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青年失业——急剧放大。邓小平时代建立的那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增长换取政治顺从，将被彻底撕毁。届时，广泛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面对足以动摇国本的执政危机，一个将维护个人权力视为最高目标的“守成之主”，其反应是确定无疑的。

他将进一步强化内部的控制与清洗，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内外敌对势力。然而，单纯的高压并不能创造面包，也无法平息普遍的绝望。

于是，战争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它仍然依赖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宏大叙事，但不再以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为首要目标。

在新情势下，战争本身，就是目的。其功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颇有相似之处。

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视角看，这场战争的巨大成功，在于它将战前所有棘手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转化为一个单一的、崇高的外部生存斗争。它凝聚了民族主义情绪，合理化了经济困难，并为无限期地延续战时管制状态提供了完美的理由。战争的胜利，体现在过程的持续。

对于北京而言，一场围绕台湾的、可控的、长期的武装冲突，将是应对内部崩溃的有力工具。一旦战端开启：

首先，所有国内的经济凋敝、民生困苦，都会被继续叙述为“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内部的阶级矛盾，被转化为外部的民族矛盾。任何对现状的不满，都可能被扣上“不爱国”甚至“通敌”的帽子。

其次，政权将获得启动战时总动员体制的无上权威。这意味着对经济、社会、舆论的全面军事化管制。一切市场逻辑都可以被行政命令所取代，一切个人权利都可以为“国家安全”所让步。维稳机器将与战争机器合二为一，实现对社会最高强度的控制。

最后，这场战争不需要打赢，甚至不能太快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低烈度的冲突，例如长期的海上封锁、小规模的岛屿争夺、持续的军事对峙，对维系内部高压而言最为有利。它可以让整个国家长期处于“危机”之中，让民众的注意力始终聚焦于外部的敌人。一场速战速决的冒险，无论胜败，都会迅速将矛盾的焦点拉回国内；而一场可控、持续的冲突，却能为独裁者赢得宝贵的时间，以期熬过最危险的内部动荡期。

这无疑是一幅悲哀的图景：一个因恐惧权力终结而拒绝交接的统治者，在面临由全球体系崩溃所引发的内外总危机时，选择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作为赌注，投入一场以延续自身统治为唯一目标的战争。

在这个最坏的结果到来以前，人民，能够做出其它的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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